「 東西方交流 」這種論述,在東亞不同歷史、地域背景也有之,而澳門可說是表表者。九九年政權移交 (回歸前) 更是澳門政府硬銷的殖民論述,九九年後多改為「中西交流」,愛國華人則更有「嶺南 ─ 南歐」這類比較說法,把中國和歐洲均看作文化圈,葡萄牙也就似乎只能相當於中國一省。
筆者來自澳門,一直沒有想過,也沒有機會交過葡萄牙女朋友,多年來學習不同語言,除了粵、國兩語,再度離澳七年,葡萄牙文雖然平常僅限於寫稿用,但還可稱是筆者最有把握不犯太多文法錯誤的語言。讀了一個葡萄牙文學士、留學過葡國,也當過政府中葡繙譯,不過澳門推銷幾十年的「東西方交流」都是一些歷史大敘述,還不如筆者跟比利時人拙妻一起生活四年多的生活點滴感受到的:語言上的、文化上的、習慣上的巨大差異,有甜蜜,也有痛苦。
重新返回柏林旅居已三年,六年前在柏林自由大學視覺人類學碩士畢業後,一直以來的詬病早成日常習慣 ─ 批評西洋學說以助西方清洗文化殖民 (這是筆者幾年來比較極端的想法,但這些都是源於西洋學說;另見拙文 思考普世性中的觀映和事實:借談田村雪家族史短片《Memories》),加上筆者必須尋根溯源的世界觀,把「東西方交流」、「東西方文化碰撞」這類「澳門議題」哲學式地「戲劇化」,進而成為筆者每日思考的主題之一。
寫到這裏,花讀者朋友看兩段文字的寶貴時間,也就是受德國視覺人類學式「 必須讓讀者了解文字寫作背景,提供更多思考和討論空間 」的影響,筆者只是要說,拙文標題中「真我」中的「我」(粵音「ngo」),是洋人諸語中的「我」(當中歐洲諸語,除土耳其等語外,「我」的變位較為複雜,此處不贅述),沒有中文、廣東話可能指涉的「自我中心」想法。
年初收到一位澳門文化人的書評稿約,受寵若驚,筆者中文只能有限的傳達訊息能力和作用,此外就別無他用,所以除了「口水花噴噴」一輪,不敢說是要寫一篇「書評」,更豈敢說要評某大作。收到這位澳門人的惠訊,當時剛好正在杭州短住數月,真的是給了筆者五年難得一遇專心閱讀中文的機會,當時因為在浙大旁聽俄文課,又深迷蘇俄文學,正在讀力岡先生譯托爾斯泰《復活》和戴聰先生譯帕烏斯托夫斯基《金薔薇》。有很多文學和哲學的幻想,不過最後還是選了德國大作家、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‧赫瑟 (Hermann Hesse) 老先生的《Siddhartha》(姜乙先生譯《悉達多》,一七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),即台灣讀者熟悉的《流浪者之歌》。
這部大作,對筆者的意義重大,因為故事是赫瑟老先生消化印、中經典後,虛構悉達多一生尋找「真我」、(西方文化背景中的)「自我」的過程,可以說是一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。故事中悉達多又遇見佛陀,而悉達多、佛陀本為一人,令故事更「妙」之餘,更有尋找「真我」中的「我」之多層性,難怪有德國文學評論人稱此書為:引號「聖經」引號。
對於這部經典,筆者為那本澳門雜誌起初稿時,的確是想只寫感想,但也並非刻意逃避直接介紹故事內容,而是筆者有感自己功力甚為有限,且深知撰寫文學大作梗概猶如蕃茄炒蛋,越簡單的事越難做好、做精,加上這類作品,華文世界大有前輩前人精妙文筆盡訴之,更別說是,以筆者愚見看來,也赴會一些德國文學評論家,《悉達多》,抑或是《流浪者之歌》,正是赫瑟老先生前輩生底寫照,毋須筆者劣筆怪評。
筆者留德數年,一直執著於德文水平停滯不前,卻無心學習文法,或許皆是當時對德文沒有太多的感情,加上博士論文壓力之巨大,幾近崩潰,再者筆者之前一直有幼稚幻想「西洋、西方」是個單一的文化圈,德國同筆者均分別旅居過兩年多的葡萄牙和比利時 應該相差不大 ,導致情感落差甚多,一時甚至曾有對德國北方風俗不大有好感 (碰巧赫瑟老先生是南德人)。
到這幾個月瘋狂重讀《流浪者之歌》原文,又得德國漢學家施夏玲 ( Charlotte Schmidt)、時裝設計師 Laura Talkenberg 等吾友 (這兩位在筆者生命中重要的親舊又碰巧皆是南德人,Laura 其實算是西部人,但筆者的「澳門以北就是北方」的習慣也帶在身邊,所以常戲稱「柏林以南都是南方」) 激勵,把一直敬仰的德國大文豪、大哲學家的作品重新同整個德語文化、風俗連接起來,再次對德語世界燃點起濃厚興趣。
一年前在柏林首先讀過 Hilda Rosner 的《流浪者之歌》英譯,看到最後流淚了,但這卻只是筆者在故事中有所感觸,並無、也沒想到要細嚼 Rosner 的文筆。一年後再「重新」閱讀德文原文之餘,反覆嘗味赫瑟老先生的文采,數處更是不停狂 loop 狂讀,多次熱淚盈眶。
去年短停杭州五個月,筆者幾乎每天打躉流連於杭州的一家新華書店,杭州共產式的「公共場所」似乎比廣東多,所以那家新華就順理成章成了筆者的圖書館,通常只看不買的磨爛蓆。《流浪者之歌》有好幾個譯本出售,因為要寫稿就隨手拿了一本漢譯,當時除了是執著於德文 Siddhartha 的古漢譯「悉達多」,似乎選擇此譯本的其他原因完全不值一提,不過姜乙先生把原書副題「 一首印度的詩 」譯出,則是重中之重。
文學大師、大文豪、詩人赫瑟老先生生前獵涉歐洲、印度和中國文學甚廣,又有亞洲經驗到訪過印度,德文原文到處抑揚頓挫,筆者在疫情期間連續每天聽德國老戲骨 Ulrich Matthes (陸譯馬特斯、台譯馬蒂斯) 誦讀不同片斷,有時甚至是有在聽一本中國古典經書德譯之感。
拙文每處均係受大師赫瑟老先生的啟發,說到讀何種譯本根本不重要,那並不是因為筆者狂妄自大,而是中國文化受 印度佛教和 西方文化 都深入得似乎不見影蹤,融為一體,《流浪者之歌》書中盡是佛家梵語,中文應何以繙譯,何以剖析,也似乎無足輕重,因為《流浪者之歌》原文盡用梵語德文轉寫也沒有到處注釋,因為故事的內容已經解釋得一清二楚,佛家用語似只為點綴裝飾,赫瑟老先生似乎早已把印中兩國經典消化好,再融匯德國文化、西方文化,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「世界文學」。
澳門《城與書》也有馬戈達先生用葡文介紹過赫瑟老先生的另一部大作,能隨之其後,亦感榮光。拙文絕非書評,也絕不敢亂評,可以說是一個學生的一篇讀後感。《流浪者之歌》是筆者至今唯一一部重讀得那麼瘋狂的著作,或許皆因作者意在借用佛家思想解釋人生不同階段的循環始終,而非拘泥於遠方異國情調的 exotic 文化解釋。
筆者敬重的鍾定瑤先生 (筆者知道她是女人!) 數年前也在《城與書》中提到筆者的 一部短篇實驗映畫拙作,那時正是筆者由信仰 澳門後殖民論述轉變為西方社會科學的階段,今天繼續尋找新的信仰,或者說是消化這兩種信仰的完成階段中繼續尋找「自我」、「無我」、「非我」,赫瑟老先生給了筆者重大的啟發: 人生就是擁抱世界,不同階段的「真我」,凡有終始。